1979年正月初八，时逢纸坊街古刹大会，因此地有传统的走亲戚”习惯，李建安一早就到家门口附近的集市上买菜，准备招待亲朋。在街上，遇到了纸北街的一个人。他向李建安报告说“头天大队派人在街北河边挖苹果树坑时掘岀了两个红陶罐。你有空去看看。”李建安问明了具体位置，就返回家带了一把锨和一个考古铲赶了过去。
“鹳鱼石斧彩陶缸”发现者李建安（生于1953年7月）
李建安,1953年7月出生，原为临汝县纸坊公社纸南大队第10生产队村民,1972年至1974年间，他在本大队当民办教师1975年1月应征入伍，期间因工作表现突出和在云南龙陵地震灾害中一次救出6个人之缘故，先后两次受到通令嘉奖，并于1976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初退役，被招为“亦工亦农”职工后分派到纸坊公社，因其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且喜欢绘画，领导就让他当了文化专干。后来，参加过洛阳地区举办的文物培训班和中山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有一定的文物知识和考古经验在阎村东边、黄涧河西岸一处小竹园的北边，李建安看见有两个尚未挖好的树坑，坑沿散碎地放着一堆红陶片。经过拼凑，呈现的是一个不太完整的尖底瓶，剩下的陶片已不能成形。
重视“鹳鱼石斧陶缸”的临汝县文化馆馆长张久益（1920—1999年）
他判断这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二次瓮棺墓葬，就跳入坑中继续挖掘。这些器物埋藏得都不很深，离地表仅有一尺多至第二天上午，他共挖出了13个大小不一的红陶缸和尖底瓶，大都填满了瓷实的黄土，每个都有六、第个出土时他特意看了一限，因为这个缸身上有图案，可惜口沿处有个高约13厘米的倒三角形破口。当第13个缸被挖出后，他认为下面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就停止了挖掘。接着，他回家找来一辆架子车，分三次把这13个缸运回了家中。
发现“鹳鱼石斧陶缸”价值的张绍文（1933—1999年）
在家中，他对这13个缸逐个细心地清理，发现里面全部是人的遗骨。当家人得知这些都是古代死人葬具时，嫌晦气，激烈反对，并要他赶快扔掉。无奈之下，大概在1979年的7月份，他用自家的架子车将它们全部运到了公社东院自己的办公室内存放(纸坊街韩家祠堂东厢房北头第一间房屋)。这期间，李建安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1980年正月初七日上午，李建安接到了县文化馆打来的电话，让其参加第二天召开的灯节文艺活动布置会，李建安借机提出要将这些缸送到文化馆，馆长张久益答应了他。
“鹳鱼石斧图”首次描摹人：张绍文侄儿张天庆（生于1948年）
第二天上午，李建安用一辆自行车拖着一辆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将13个缸悉数送到了文化馆的文物室。张久益馆长赠送他5副手套以示鼓励。
1980年灯节前夕，时任郑州市书协、美协副主席的张绍文回到了家乡临汝，他叫上从小就喜欢书画的本家侄儿张天庆一同到文化馆访友。进入文化馆大院，蓦然看见一件古陶器摆放在院中的乒乓球桌案上，他快步走向前，发现上面竟绘有鹳、鱼、石斧的彩色图案，立即亲手将散落的一块陶片对上后作了拍照，又命张天庆找来纸笔进行了描摹，还当场命名曰“鹳鱼石斧彩陶缸”。回郑后，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和领导作了汇报，并于1980年11月10日撰写了一篇题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鹳鱼石斧图)》的论文。
1981年张久益（右）把“鹳鱼石斧彩陶缸”上交至河南省博物馆
1980年10月28日，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调查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晋明德等。调查结束，由汤文兴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
当时村民挖苹果树坑现场
这两篇文章同时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1期上。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彩陶缸”被紧急送至河南省博物馆，后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现场经历人即本文作者之一谭国强（左）与发现者李建安在鹳鱼石斧陶缸发现地合影
鹳鱼石斧彩陶缸的发现，有两个人起着重要作用：一就是有着极高文物保护意识，从来没有想到藏私的李建安。李建安将13件陶器从地里运到家里再运到文化馆，这期间表现出来了一个人最高的品德。二就是张绍文，他极其深厚的文物知识，是这件陶器大放异彩的原因，他的研究更是这件陶器能获得最高重视的根本，汝州人永远都要记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