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编辑人：文文 发布时间：2021-09-06 浏览量：
我叫席宝山，男，1934年出生，汝州市城区人。我把1944年前后日军侵占汝州时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希望我们的后代要永远铭记历史教训，奋发图强，把我们的祖国及家乡建设的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进犯中原。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陷落，日军更加快了向西侵犯的步伐。那时，我还年幼，脑海里还没有战争的概念。不过，我经常在街上看到东部沦陷区的百姓，挑担、推车、携儿带女通过汝州城向西部逃难的凄惨场面。
从1941年起，汝州就成了抗战的前沿。日军飞机已经开始在汝州城上空盘旋、侦查。当时，有不少儿童和年轻人没有见过飞机。他们每遇飞机来临，都好奇地去追着看。这种现象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政府为避免民众的伤亡，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儿童躲避飞机，一方面建立防空警报制度，把县城东大街的钟楼当作报警点，利用钟声向人们传递警讯。后来，因为钟楼的钟声不能覆盖县城西部区域，又在十字街口南边大桐树上架了一个用绳子拉动的“摆钟”。政府为了让民众了解警报的信号，除了在各路口和人员密集地方张贴告示外，还通过保甲长逐户作口语演示。那时的警报分为三种：“当、当、当”有节奏的钟声为“一般警报”，它是告知民众日军飞机将要来临，提醒大家做好躲避的准备：“当当当”节奏紧迫的钟声为“紧急警报”，它是告诉民众日军飞机已经飞临上空，要求大家立即躲避；“当—当—当”节奏缓慢的钟声为“解除警报”，它是告知民众敌机已经离去，要求大家从躲避处走出，恢复正常生活。后来，因为敌机频繁入侵，时间难以掌握，人们开始打破警报的类别，只要听到钟声就立刻躲避。
我第一次遭遇空袭时才7岁。一天早上吃过早饭不久，我听到西边老二门街口传出一阵唢呐声，便好奇地跑了过去，看到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挤满了整条街道。他们手持五彩缤纷的“纸扎”（祭品），正在等候起殡。于是，我就爬到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看热闹。我刚爬上一个树杈，脚还没有站稳，钟楼上就响起了紧急警报声。接着，几架敌机便从街道上空掠过，然后又返回，开始向人群俯冲扫射。由于街道狭窄，人员疏散困难，加上每个人逃跑的方向不同，街上的人群像潮涌一样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他们互相拥挤，来回涌动，久久不能离开。我在的那棵树下，也是人头攒动，急得我上不去又下不来。这时，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叫喊着我周围的人，让他们赶快把我从树上拉下，可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有谁敢于冒此风险呢!无奈，我只好蹬着树旁的墙体慢慢地往下爬。当我爬到距地面约一米高时，敌机又一阵扫射，击断了树上一根直径约两厘米的树杆，正巧砸在我的右肩上，树枝划破了我的面部。这时，我隔壁一个叫赵五的人（我称他五哥）拨开人群疾步到我身边，他抓住我的上衣，把我从树上拉下，并将我按倒在墙根处。我刚趴倒地下，敌机又一阵扫射，子弹打在树根旁边，距我不到1米远。地面上飞起的碎石和尘土，洒满了我的头部和身上。飞机走后，有人看到我面部正在流血，以为我已经受伤，便把我拉了起来。当他们看到我的面部只有树枝的擦伤，并无大碍，才放心地走开。这时，街上的人员已经疏散，地面上到处都是被踩掉的鞋袜。后来听说，这次空袭竟造成20多个平民伤亡，从事发地到南城墙根儿，到处都有死伤者的血迹。这一事件对我童年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它让我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来，每当我忆起此事，心中不由得产生后怕。如果不是赵五在一刹那间把我从树上拉下，也许我就死于非命。
有一年的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上午11点多钟，我母亲刚把“破五”的饺子下进锅里，就响起了紧急警报声。我们全家不顾一切地往外跑。当时，街道两旁大部分是老弱病残者，因为他们出行不便，又担心被炸死在家里无人施救，所以，都站在门外的大树旁，或蹲在墙根处，试图避难。凡是能走动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向城外逃跑。这些人在逃难中都是一声不作，低着头，弯着腰，沿着街道的房檐，身体紧贴着墙壁，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我们刚跑到城外，还未找到藏身地方，就听到从县城传出的几阵爆炸声，随之一股股浓浓的尘土和硝烟在空中飘浮。敌机走后，人们在回归的途中，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一边走，一边看着硝烟腾起的地方，预测着是否伤及自己的家园。有的甚至走在半途就跪地叩头祝愿，祈祷着“上天保佑”，千万别伤及自己的家园。
当我们走进县城离家不远时，看到玉带街路南黄小五家的后院被炸了一个大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回到家里后，发现院里地面上全是散落的瓦片。我家的土楼也被炸弹震裂了三道缝隙，房顶被机枪打穿后留下很多窟窿，透过外面的阳光，看到屋内的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地。我母亲面对这一惨状，不禁失声痛哭。就在这时，我七伯母慌慌张张地从前院走来，对我母亲说：“赶快去救火呀！”大家来不及问明情况，就随她一同走去。原来是我家对门罗金宝家的房屋被炸后正在起火燃烧。我们到后，看到罗金宝的父母精神已经崩溃。他们两人只是木呆呆地站在旁，看着熊熊大火，泪流满面却无任何表情。街坊群众虽然积极扑救，却因水源太远己无济于事。人们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的房屋化为灰烬。罗家的大火正在燃烧，西边又传来噩耗，一个姓史的修表师傅，已经被炸死在院内的地洞旁边，家内一片哭声，惨状目不忍睹。我们虽然回到了被尘土覆盖的家里，可心里的恐惧依然无法消除。下午临近五点，我家老少还没有吃上一点食物，早已经饥肠辘辘。这时，我母亲想起了出逃时下在锅里的饺子，她连忙到厨房揭开锅盖，一看，饺子闷在锅里已经成了一堆炭状物，煤灶也被锅里淤出的水湮灭了，房里还在散发着刺鼻的异味。
1943年农历二月，大（旱）灾刚过，我家已经数日断粮。一天早上，我母亲从鸡窝里逮出一只鸡子，要我拿集上去换粮食。那时，赶集的人比往常少了很多，我掂着鸡子等了好久，无人问津。卖不出鸡子，也就无法买粮食。后来，我就索性回家了。刚一到家，就响起了警报声。我们全家还未吃早饭就一齐出逃。当我们行至城北高庄村时，发现两架敌机正由东向西飞来。我们都迅速躲进村外的一个小庙里。小庙只有20多平方米，人们称它“牛王庙”。当时，里面已经挤满了躲难的民众。他们有的正在神像前叩首祈祷，盼望保佑平安，有的蹲在地上打哆嗦。这时，城北公路上有一辆汽车也由东向西行驶，只见敌机突然俯冲，随着一阵枪声，汽车缓慢地停了下来。人们都用惊恐的目光看着那辆汽车，纷纷猜测着：是汽车被打坏了？还是司机被打死了？飞机走后，很多人都跑去围着汽车看究竟。当时，有两个身着军服的人正在路旁小沟里坐着哭泣。他们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担心人们哄抢车上的物品，便立刻起身向大家拱手求情，并说：“我们是到洛阳运送军需品的，请老少爷们千万不要拿走车上的东西!”说完，他们又指着汽车的蒸汽水箱说：“这里被打坏了！车已经不能使用，求你们给当地政府报个信儿吧！”那时，灾荒连连，百姓的衣物极其匮乏，但是，说到抗战物资却无一人敢于哄拿，并且争相看守。一个约50岁的老人对他们说：“你放心，我陪你看守货物。”然后又转身对我父亲说：“你家距离政府近，就受个劳吧！”我父亲回家后立即向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据说，县政府立即派人接收了那批货物。
与这次空袭相隔时间不长，日军又轰炸了一支农民运粮队伍。那是县政府接上级命令，组织的200多辆运送军粮的牛车。车队行至西关漫水桥附近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人们到现场围观时，发现地面上躺满了死伤的农民和牲畜，有的身上还流淌着鲜血，大量的粮食散落地上，与血液凝在一起形成块状，场面极其惨烈。这次事件后，仅仅数日之隔，日军飞机又投弹炸塌了张家祠堂南边的一个地洞，竟致17位普通百姓被活活地闷死在地洞内。
1944年春，我在汝州国民第一小学上学。一天上午，老师正在课堂讲课，钟楼上响起了紧急警报声。学生大乱，师生们顾不得相互照顾，一起往外跑。我跑到西城墙上一个窑洞里。我刚一走进窑洞，就被眼前的景况吓懵了。那是一具女尸，头发蓬乱地遮盖着面部，肠子被狗拉到了腹腔外，地面上全是凝结的血痕，身旁还放着一个破碗和一个破竹篮，看起来像是一个乞讨者。当时，我“哇!”的一声，觉得头发要竖起来那样，吓得急忙向外跑。我跑出洞口，就看到敌机正侧身低空盘旋，好像要寻找袭击目标。无奈之下，我强打精神又回到洞里。可我既不敢往里边走，也不敢往里边看，心跳急促，满身冷汗。飞机走后，当我走出窑洞时，那种惊吓的心理还未消除，觉得两腿酸软，走路也不能自控。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每到夜晚都会做出这种梦魇，甚至发出狂叫才能醒来。
那时，敌机的骚扰不仅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也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严重创伤。人们经常处在惊恐的状态中，好像谁都难以预料在何时、何地遇到何种灾难。这种惶恐不安的心理，又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有的人为了躲避空袭，无奈地离开县城，迁居农村，或寄宿于亲戚、朋友家里。商店已经不能正常营业，该进的货物不敢外出采购，由于商品紧缺，物价天天暴涨。家长也不敢让子女上学，学校慑于学生的安全责任，有意放松管理，失学者与日俱增。城市里依靠肩挑、叫卖、摆地摊、拉“脚驴”、搞“行商”的平民，基本上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朝不保夕。然而，这种状况又给那些泼皮无赖的亡命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专门乘百姓躲避空袭时潜入民宅实施盗窃，人们不仅要提防敌机的空袭，还要谨防盗贼行窃，弄得苦不堪言。
1944年初，日军已经逼近汝州。县城到处可见外地逃难的民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钞票都变成了废纸，彻底失去了交换的功能。商店在交易中只接收铜圆和银圆，而拒收纸币。军队官兵和政府公务人员，虽然每月都照发薪水，也只是当作劳动回馈的一种象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民众惶恐不安，军队人心涣散，为官不理民事，社会矛盾激增。尽管县政府每天都派人敲着锣沿街叫喊：“县长命令，各种法币一律实行，胆敢违抗者按军军法执行!”可是，人们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由于粮食紧缺，饥民日渐增多，街道上所有卖食品的商贩都不敢公开销售，“抓馍贼”到处可见。人们在街上吃东西时稍有不慎，就会被“抓馍贼”抢走，如果你想再夺回来，他会在食品上吐些唾液让你无法食用。抢劫、盗窃已经由夜间的秘密行动转为白日公开袭击。学校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停课，而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学生走进校园几乎看不到教师的身影，只有摇铃的“学夫”还在坚守岗位。他明知道已经停课，仍然毫无意义地按时用铃声召唤大家上课、下课。国民党驻守县城的官兵，不时地走入民宅拿着军用物品去换取便服，以备逃亡。人们站在四个城门旁边，会看到城里的居民一批接着一批走出县城，逃往乡间躲避战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汝州形势已经“吃紧”。
我家是5月4日清晨逃离县城的。那天早上县城的行人已经少得稀疏可数，街道两旁的商店紧闭门窗，集市空无一人，往日把守城门的国军官兵也不知去向，与往常的情景形成极大反差。我们走出县城后，只见连片的麦田，却看不到一个人在田间劳作。那种空旷而寂静的环境，实在让人觉得恐怖。当我们走到城东“五里堡”北边时，竟然发现几个军人躲在战壕沟里脱下军服换便装，地上放着几支步枪和几条子弹袋，看模样是准备化装逃亡的。我们又往前走，发现麦地里一片片倒伏的麦秆上到处都是扔下的军衣和武器，有机枪、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等等。在程胡同村西边的地埂上，我还看到一根皮带，上面塞满了子弹，还系着一支“左轮”手枪，那是军官配置的武器。我好奇地把它拿起来想当玩具，被我哥哥夺去又扔回原地。
这天上午，我们一路惊慌，最终到了段村我姨母家。段村往南呈斜坡状，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南部广大区域。晚上八、九点钟，人们和往常一样坐在村头议论形势。突然间有人发现纸坊街南边的公路上一道道闪亮的灯光，伴着巨大的轰鸣声由东向西行驶。第二天就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县城，街上停满了坦克车。
半个多月后又传出消息：县城成立了“维持会”，街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劝“良民回家”，还给留守县城的百姓发放了“良民证”。我们受宣传的影响回到了县城。那时，各个城门都建有岗楼，城门中间架着铁丝网，百姓出入城门时除了要接受日军的搜身检查，还要查验“良民证”，否则不予放行。我家入城时不但遇到了麻烦而且又引发一场灾难。因为我们没有“良民证”而被拒之城外。后来，类似我们情况的人越聚越多。到临近中午时，一个翻译官才引领一个身着便装的当地人，来到等候入城的人群中逐个询问姓名和住址，并登记入册才准予入城。
那时，凡是进出城门的百姓，都必须向日本卫兵鞠躬行礼，否则不得进出。我九叔进城时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而忽略了这一“规矩”。他刚刚走过铁丝网，一个日军士兵就气急败坏地从岗楼上跳下来，拔出刺刀，平放在他的头上来回磨蹭，并抓住他的头发（当时他还留着头发辫儿）猛拽了几下。我九叔吓得当即瘫倒在地。他本来有精神疾病，遭此恐吓后更为严重，整天自言自语，不与任何人说话，每当看到身穿军装的人就到处躲藏，夜晚睡觉时不断发出尖叫，直至含恨离世。
我们回到家里后，院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家养的猪、鸡已经丢失，各个房门都被撬坏，屋里的物品除了家具之外已被劫掠一空。据群众说，这都是“吃二馍”的人干的。这些人专门在日军扫荡后窃取剩余财物。面对如此凄惨的景况，我们实在无奈，也只能强忍着暂时栖下身来。
农历十月，天气逐渐变冷，家里没有一套棉被，全家七口人，只盖几条被盗贼抛弃的旧褥子睡觉，生活依然没有着落。就在我们苦于生计之际，日军为了扩大兵营，又要强占我家宅院。一天上午，我们刚吃过早饭，一个“维持会”的人员领着一个日军翻译官到我家，通知我们于晚饭前搬迁到我家对门的两间房里。那是一套只有30多平方米的厦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具。我们只能采取厨房与住室合用的办法，搭地铺住下。入冬后，屋里冷似冰窖，冻得全家彻夜难眠。当时，煤矿停办，燃煤奇缺，做饭只能靠拣柴维持，夜间无法取暖。为了防寒，我母亲借鉴别人做法，让我到原来的煤场上去扫煤灰，到家后再用水把煤灰和锯末调和成块，晾干后填入炉灶当作燃料，以此取暖。不料，因为房子矮小，通风困难，锯末燃烧后产生的烟雾不能排出，呛得人们更加无法入睡。这年冬天，我们全家都患上了气管疾病，整天像感冒似的流泪、咽痛、咳嗽，全身不适。
就在我们尚无法安居之际，一天深夜，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日军士兵带着军犬闯进了我家。他们踹掉房门，门板砸倒炉灶，灶台上满锅的热水四处流淌。我们都吓得战战兢兢地坐在地铺上，还没有说上一句话，一个身着便装的人就向日军挥手，他们又慌忙从我家出去，到我同院刻字师傅吴凤鸣家里，把吴凤鸣从床上拉起，不知带往何处。我们虽然看不到当时的情景，却听到了吴家老少的一片哭声。这一夜我们两家都没有合上一眼。天将亮时，听到院里一阵脚步声，人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母亲偷偷开门到了吴家，看见吴先生满身是血在地下躺着，一家人正围在他的身边痛哭。天亮后，县城一片哗然，这时，人们才知道吴凤鸣是昨晚日军在“北大操场”刺杀的7人中其中的1人。吴先生原籍郏县，早年家贫，靠刻字工艺到汝州谋生。他无房无地，生活清贫，性情和善，为人忠厚。我们是多年的邻居，相处甚好。吴先生受伤后，家人发现他还有生还可能，就与我母亲一起，偷偷去找当时唯一的西医外科医生李升平救治。这个被称“小李先儿”的医生是个基督教徒，他甘愿承担风险，积极救人。从此，他每天夜里都悄悄地到吴凤鸣家里治疗。经过一段抢救，吴先生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此，他隐居家中，始终不敢对外声张，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敢露面。后来才弄清，日军杀害吴凤鸣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给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刻过印章，涉嫌“私通八路”。
那时，汝州、登封和禹县的结合部都驻有皮定均和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对日军构成了极大威胁。日本人为了除掉这支队伍，曾不断对他们袭击。之后，日本的特务机关“仁义社”就到处搜集八路军的情报。吴凤鸣就是因进入“仁义社”的视线招来横祸的。
日军占领汝州前，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所丢弃的武器，大部分都散落到了民间，之后，又纷纷落入地方强者手中。他们聚集人马，自称“游击队”，称霸一方。当时，拥有百条以上枪支而又闻名全县的地方武装多达20余股。这些武装势力除了扰民之外，也对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日军占领汝州后，正是慑于这股势力而不敢跨越县城走进农村。日本人为了维护其占领秩序，除了成立日伪县政府（县长赵相臣，县城人）还组建了各种情报机构，其中由日军直接控制的“仁义社”就是专门收集八路军和各路地方武装情报的单位。
1944年秋季的一天，“仁义社”发现焦村、纸坊一带的几个地方武装头目在温香溪澡堂（原址在钟楼市场西边出口处）洗澡，遂派武装便衣封锁了澡堂前门。武装头目及其随行人员事前已有防备，他们在洗澡时采取轮换办法，以防不测。当第一批人员进入浴池后，在外边的人员就发现了异常。他们预测可能出事，就一边向浴池发出紧急召唤，一边拔枪准备自卫。当浴池内的人刚一走出浴池，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仁义社”的特工就闯进了澡堂院内。当时，澡堂的所有顾客都被这一突然的变故吓得惊魂落魄。地方武装头目看事不好，匆忙打开后门快速越墙逃跑。他们刚爬上墙头，“仁义社”的特工就开枪射击。他们无奈跳进了苗圃（澡堂后边有一个大苗圃）。那时，我和几个同龄儿童正在苗圃的树上逮知了，看到下面的枪战，都吓得浑身哆嗦。幸亏双方对峙时间不长，后因“仁义社”人力不足，地方武装强势退出苗圃，一边用枪还击，一边撤退，然后翻越城墙，逃离了县城。
据说，那些武装头目逃跑后试图集中人员以中山寨为据点对“仁义社”实施报复。而“仁义社”获此情报后立即向日军报告，不久，日军便出动兵力开始攻打中山寨。
一天上午8点多钟，我提着篮子准备到街上卖烟，刚一走出大门，就有两个日军士兵吓唬我不许再动。我看到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正从兵营（原女子师范学校）中走出，在街道中间整队。几分钟后，三辆坦克从西边过来，并随着日军向东走去。中午时分便从县城东部传来了轰鸣的枪炮声。傍晚时，人们传出消息：日军攻克了中山寨，并用坦克摧毁了寨墙周围的碉楼。因为寨内百姓防备及时，大部分人都提前藏匿地道，除部分房屋被烧毁外人员伤亡不多。另外听说，在这次战斗中日军采用“速战速撤的战法，”虽然攻克了中山寨，但不敢在寨内停留，从开战到结束只用半天时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害怕地方武装纠集更大力量进行反扑。
日军占领汝州后，由于欧洲战局的变化，加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经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驻扎在我家的日军也都撤出，我们又重新搬回了老宅。那时，我家的房子被日军破坏得千疮百孔，每间房屋的墙壁都挖了窟窿，室内空荡荡一无所有。院子里到处都布满了垃圾，有破旧手电筒、床板、废弃的子弹盒、过期的铁皮罐头，还有大量医用的纱布、药棉、医疗用具以及破衣服等污秽物品。
我家的生活本来窘困，面对如此状况，要在现有基础上打造一个能够维持生计的环境实在不易。于是，我父母决定先整理出两间房子栖下身来，然后再设法逐步恢复重建。为了维持暂时的生活，我哥哥到一家商店打工，我继续沿街叫卖，我姐姐在家里“缠帽花”到集市售卖。
有一天，我在城隍庙卖烟，刚到那里，就听到外面几声枪响。人们都停下来四面张望。后来，有人说是日军在文庙（日军司令部）西侧操场里打靶的，人们的心才平静下来。然而，我却好奇地跑了过去，想去看看热闹。因为操场是一个大坑，四周围墙较高，看不到里面的动作，于是，我就到北边的一棵树旁，把卖烟的篮子放在地下，爬到了树上。我刚爬上树干，正要抓住树杈向上攀登时，一个比我年龄稍大的男孩子把我从树上拉下，摔在了地上。他迅速爬了上去。当时，我感到额部有些疼痛，用手一摸，发现已经磕出了血，我气愤地又去拽他。他怕我把他拽下来，便慌忙往上爬。就在这时，日军把他当作靶子，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当即从树上掉下，砸到了我的身上。那时，我已经被吓呆了。那个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的血还在流着。我摸着自己头上的血，心里还想，这是在做梦还是和他一样被枪击中了?当我反应过来后，就慌忙提起篮子往家里跑。到家后，我母亲发现了我头部和身上的血迹，便开始追问。我讲了事件的经过，竟引起全家的愤怒，轮番地殴打我。
1945年秋，汝州城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往日在街头巡逻的日军士兵已经不见踪影，四个城门的哨兵和铁丝网也全部撤掉，仅剩的少数日军都龟缩在日军司令部院内不敢随意出入，号称“中央储备银行”的日币退出了流通领域，铜币和银圆又恢复了交易的功能，县城里不时可见身着便装的持枪者。普通百姓对这种突然发生的变故尚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只是议论和猜测。
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日军司令部大门西侧（原黉学口影壁墙东边）日军的碉堡里，竟然搞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最初只有少数儿童和老人参与，后来不分老少都可进行。我曾用40个鸡蛋换取了一条军用毛毯。一个50多岁的男子用二斤猪肉换了一件草绿色毛料上衣（军服）。
一天下午，我提着卖烟的篮子又经过那里时，一个日军士兵从碉堡的射击孔里向我招手喊话：“大麻苟的有?（音）”我知道他是要买香烟的。我递给他一包十支装的蕊刀牌香烟，他摆了摆手，又伸出手捣了捣五个手指，意思是要五包。我又给他取了四包。这时，他转身指着碉堡里摆放的物品，有翻毛皮鞋、铝皮行军水壶、黄色轻薄风衣、绿布胶底鞋、吃饭用的饭盒等等，问我要哪些。我本想要一件风衣，又想起邵二套正是穿着军衣抢盐才被打死的，就没有敢要。后来，他给我两个铝质饭盒、一个水壶和一双胶底鞋。回到家里后，我母亲担心招惹是非，说什么都不许我把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无奈，我只好拿到集市卖掉。不久，日军投降的消息在民间传开。但是，仍有一些人半信半疑。他们质疑：既然日军投降，为什么他们的司令部还驻有军人？也有人说：如果不是投降，为什么日伪县政府会解散？土匪怎么敢于进城？就在人们纷纷质疑时，日军和汝州地方武装在县城爆发了激烈的巷战。
一天上午，临近中午时，我到十字街口西边杂货店打醋，行至十字街口时，看到街上站满了身着便装的持抢人员。他们正在催促街上的小贩、行人和商店紧急躲避。一个三十来岁的持枪者看到我后厉声厉色地向我挥手喊话：“回去！”吓得我转身就跑。我刚到家，还未喘过气来，街上的枪声像炸豆一样骤然响起，一直持续两个小时才慢慢停下。第二天，县城一片哗然，人们都在传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原来是匪首谭子步得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在国民党恢复政权后捞得政治资本，抢先到县城逼日军缴械，因遭日军拒绝而爆发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双方有无伤亡，人们不得而知，只是看到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留下了累累弹痕。不久，日军投降的消息就被证实。驻扎在司令部的日军，不知何时已经偷偷溜走。抗战的胜利让百姓走出阴霾，看到了久违的曙光。
（席宝山，男，汉族，1934年生，汝州市区人，中共党员。1951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临汝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洛阳行政公署司法处副处长兼政法干校校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洛阳分院检察长、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1990年11月，在省第五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本文根据席宝山同志的谈话，由李翔宇同志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