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江濡山

　　十年前，我国县域人口9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现在全国县域生活人口占比应该在60%多，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生活居住在县域城乡。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的落差仍比较大，而且缩小这种差距的任务艰巨、困难很多、内在动能不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我到北方多个区县乡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多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因此导致农村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现在农村基层，但凡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在县城买了房，年轻父母陪孩子在县城生活，照顾孩子上学；农村没有成家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农村实际生活的人口，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很多地方的农村劳动力以60岁左右为主力，而且数量越来越少。调研发现，即便是55岁以上的男女劳动力，如果家里没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需要照看的孙子，都出去打工了。在一二线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日工资大约为160-180元，陕北榆林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已经攀升到180-200元，陕西关中、河南、山东一些农村劳动力日工资也到了160元左右。承担重点建设工程的重体力劳动岗位，平均日工资已经达到300元左右。如果这一茬农民将来干不动了，农业生产将面临极大的危机。农村目前这种劳动力状况，导致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只能是以家庭作业模式为主，公司化模式的种植业和养殖业，都面临极大的劳动力成本内卷，要想盈利非常困难。因此，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乡镇干部。

　　第二、县级财政拮据、历史欠账过多，短期内难以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调研发现，多数县域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行政及事业编制内人员薪资。一些县级财政历史欠账多、债务包袱重，少则几个亿、多则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因此，多数地区县级财政，在很大程度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各种名目的项目“化缘”来支撑。有的县为了鼓励各部门及乡镇主动作为去要钱，出台有这样的规定：各个乡镇及部门要积极主动跑省城、跑北京，谁要的钱谁来花，县上绝不截留。有的县则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来的钱按照二八或者三七分，县级截留20-30%用于县级事业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矿油气资源丰富的县（市），虽然财税总额不错，但大都属于央企，税收给地方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比如，天然气类的央企，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几乎没有，地方还要提供很多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很多地方干部对这种税制结构不满，但也无能为力。

　　第三、县域地产开发圈占了大量土地和资本资源，其他领域产业投资发展缺乏后劲。县级财政在很大程度上靠土地财政支撑，多数区县的玩法是：做多地产市场，聚集县域人口，提高土地财政贡献度。调研发现，多数县域发展的策略是：先做好县域城镇化建设的布局规划，并把地产开发商拉下水；再做多做强县域教育规模，同时关闭日益凋零的乡村学校；然后制定“没有房产证的家庭子女不得在县城入学”的政策规定；最后吸引全县所有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到县城买商品房。这样一个闭环设计，可谓绝秒无比，因此快速推进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所有资源都被房地产开发裹挟，土地及资本资源被房地产“捆绑”，并导致县域经济对其依赖很大，经济发展的再投资能力十分脆弱，虽然人口聚集规模大了，但县域经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就业问题日趋严峻。

　　第四、营商环境及市场秩序混乱，招商引资困难。从目前情形看，农村绝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已经在县城买了商品房，但县域城镇基础建设配套、营商环境和产业化服务基础等方面较落后。在这种情形下，不少县级机关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又缺乏很好的策略，于是陷入到另一种怪圈：盲目圈一块地，设定为所谓的开发区，然后动员和督导干部去招商引资。多数县为招商引资做的功课不少、花费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不小，但效果很差、甚至为零。总体来看，县域产业经济发展，现阶段进入到瓶颈状态，这种先设立开发区再招商引资的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搞简单的招商引资、人情引资，也不具备旺盛的生命力。

　　第五、很多县级机关干部对上级政策理解不透彻，缺乏很好的落地实施模式及有效举措。调研过程中与不少县域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发现普遍存在的一个“高冷”问题是：面对自上而下的很多好政策，存在两个困惑：一是上级印发的政策要么都很原则，在基层具体落地时却没有更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要求，有些思想保守的干部怕犯错误，就选择“不主动作为”；二是有些政策虽然可以精准解决基层问题，但没有配套资金，只能泛泛谈、淡淡做，摆个姿态而已。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中财国信产业数据技术研究院院长，中财国远（北京）财经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