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弗朗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新书《当卡夫卡迎面走来……：一本回忆录》（[德]汉斯-格尔德·科赫（Hans-Gerd Koch）主编，强朝晖译，2024年5月），辑录了弗朗茨·卡夫卡的朋友、亲戚和熟人对他的回忆。这些文字时而令人惊讶，时而相互矛盾，但共同构成了一副多姿多彩的画面。本文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篇，是卡夫卡的密友兼文学作品经纪人马克斯·布罗德的回忆。他从身边人的视角揭示了这位神秘作家的真实面貌，并对其他回忆文章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修正。

Quodsimelyricisvatibusinseres、

Sublimiferiamsideravertice.

（你若将我纳入诗人与先知之列，

我高扬的颅顶便能触及繁星。）

贺拉修献给梅克纳的这些诗句，卡夫卡应该不会有丝毫同感，也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再次阅读贺拉斯的这些诗句，我忽然意识到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我发现，即使撇开这位罗马人的所有宫廷修辞不谈，这些诗句与卡夫卡的性格也显得格格不入。不，我的朋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想要“触及繁星”。他的人生格言是：躲在幕后，不引人注意。“不引人注意”体现在他的每一个举止，他讲话声音很轻，很少提高声调；如果是和一群人在一起，他通常会彻底沉默。只有当两三个人时，他才不再胆怯，而变得活力惊人，思绪奔涌，你会发现这个沉静寡言的人，内心拥有一个广阔的世界，里面充斥着尚未成形的各式人物和思想。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谁有如此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如此有趣而奇异的念头和如此无拘无束的遐思。《乡村婚礼的筹备》一书仿佛正是对我上述记忆的印证，它包含了无数有头没尾的故事、情景和思考，以及多得超乎想象的奇思，将人们带往不同地域和天方夜谭般的神奇世界。作者遗留下来的未完成作品是如此耀眼，就像诺瓦利斯的遗稿残篇一样令人震撼。与已完成的作品相比，人们仿佛发现了一个比已经建成的大厦要大上千倍的料场。《美国》《审判》《城堡》《变形记》《在流放地》——与那些被命运和卡夫卡的早逝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无数作品相比，它们不过是一份偶然的收获。因此，要评价这个巨人，除了那些写就的作品外，我们还要看到那些尚未成型以及仅仅是暗示的部分。这位巨人将自己扮作侏儒，混迹于我们当中，其举止没有丝毫惹眼之处。歌德曾经说过：“惟有庸人才会谦虚。”但是，假如你曾与卡夫卡一起生活，你会更倾向于把这句话反过来，虽然它听起来和原话一样荒谬偏激：“所有不谦虚的人都是庸人。”

在此，我想再次忆及我的朋友的样貌：修长、高挑、微微有些驼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肤色偏棕，头发浓密乌黑，一口漂亮的牙齿，脸上总是挂着友好礼貌的微笑；只是偶尔现出的心不在焉的神态，让这张棱角分明的美丽脸庞变得有些暗淡。他往往十分克制，几乎从不发脾气。在一些难得一见的开心时刻（更多是在早年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表现得像孩子一般开朗，欢乐，天真，诙谐，有时还会抱有某种潜在的、绝非出于恶意、而且很快便被纠正的恶作剧的冲动，或是转眼就会后悔的搞怪欲望。他总是身着深灰或藏青色西服，没有图案花纹，平整熨帖，有一种低调的华丽，显得一丝不苟而有品位。他的手指修长而富于表现力，但动作不多。他从不戴巴斯克贝雷帽，也没有蓬乱的头发，身上看不出任何作家的外在特征。而且，他也从不曾戴过宽檐的卡邦尼棒球帽，或像拜伦那样把领带打成蝴蝶状，就像某些“回忆者”想当然安在他身上的那样。朴素高贵，这便是他在我眼中的样子。他自我封闭，却又无比善良。他总是在作品中给自己扣上冷漠的罪名、（按照自身的高标准）为缺少爱心而自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最体贴的朋友和同伴。我常常想起他如何对待家中年迈的女仆维尔纳小姐，当周围已经无人再关心她时。他费尽心思为她营造愉快时光，比如请她去看话剧，给她带来惊喜。当他生病而变得身体虚弱后，他也不断敦促身边人去帮助他人，在《1902-1924书信集》中，便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他憎恶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只要体力允许，他便会努力以一种高贵自然的方式感受他人的内心，用润物无声的方式与人为善，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或为他们带来欢乐。他的女友朵拉·迪亚曼特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在柏林附近的斯特格利茨城市公园一起散步时，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哭，因为她的洋娃娃不见了。卡夫卡安慰了女孩半天，可她却依然很伤心。最后，作家说：“你的娃娃根本没有丢，她只是出走了，我刚刚看到她，还和她说了话。她答应给你写信。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这里，我把信带给你。”小女孩这才停止了哭泣。第二天，卡夫卡真的把信带来了，布娃娃在信中讲述了她旅行冒险的经历。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过家家式通信，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作家因为生病而不得不搬家，踏上从布拉格到维也纳再到基尔林的最后一次旅行才结束。尽管搬家让他难过，身心混乱不堪，他也没有忘记给女孩留下一个布娃娃，并且说这就是那个丢失的旧的布娃娃，只是远方各种经历使她变了样子。这种善意而诙谐的想象力是否与赫柏尔《莱茵室友的珍宝匣》中描述的情景有几分相似？后者是除了克劳狄乌斯的《万茨贝克信使》（WandsbekerBoten）和施蒂弗特的《温柔的法则》（DassanfteGesetz）之外，卡夫卡格外喜欢的一本书。令他着迷的是温柔的星光，而不是埃德加·爱伦·坡那种耸人听闻的怪诞。这是他的人生轨迹，也是他追求的方向。假如他还在世，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他的丰富想象力所带来的出乎意想的转变。他有可能不再写作，而是将所有创作激情转化为神圣的宗教情怀，就像伟大的医生和拯救者史怀哲那样。我从他那里听到的许多话，都隐含着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探讨这些秘密并不重要，这些秘密正是他用低调的生活努力隐藏起来的。在我看来，下面这件事比其他许多故事更能体现卡夫卡的特点：在一本纪念他的书籍出版时，人们恳请他的一位昔日同窗，一位曾经的名人，讲述自己对卡夫卡的印象。这位在文理中学与卡夫卡同窗八年的同学可谓相当坦诚，他答道：他能记起的只有一样，弗朗茨·卡夫卡在整个那段时间毫不起眼，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在人类眼中无足轻重的事物，在上帝眼里却可能意义非凡；反之，某些在人类眼中难以割舍的情结——比如卡夫卡的身后名声，以及与其世界级声誉相关的种种误解——在上帝眼中或许根本不值一提。假如我们能怀着谦卑之心走近卡夫卡的作品，我们至少还有望在自己的内心，为卡夫卡一生追求的真实和纯净留出一个安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