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我出了二十多本书，为什么这本销量最好

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责任编辑为我这一组短篇小说命名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世情小说”，后多次安排我就“社交媒介”与“青年写作”这两个关键词发表文学看法。

一开始，我对这个宣传语并没有太多的感觉，直至2022年8月的播客活动，编辑安排我参与了爱尔兰青年小说家萨莉·鲁尼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讨论会。为对谈做准备时，我重读了萨莉·鲁尼的代表作《聊天记录》和《正常人》，当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社交媒体时代的世界青年写作。萨莉·鲁尼是当前全球最受欢迎的青年作家之一，却和我们印象中的爱尔兰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科尔姆·托宾、威廉·特雷弗等的文学旨趣并不相同。在她的创作中，鲜有与继承爱尔兰作家整体风格及世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爱尔兰裔”形象如“小镇”、“劳工”、“饥荒”、“移民”、“酗酒”、“暴力”等。萨莉·鲁尼同样不属于爱尔兰通俗类型文学系统的风格，如《战前酒》的作者、美剧《火线重案组》的编剧、曾在哈佛大学教授写作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丹尼斯·勒翰。萨莉·鲁尼和她的文学前辈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更关注千禧一代出生、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打破了国别和文化的差异，基于共有的社交符号来建设心灵生活、情感生活，并呈现出通俗的、虚拟现实的叙事样态。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具有许多特征，例如速朽、要求即时反馈、迫切地寻找A和B的公约数等等，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在萨莉·鲁尼的小说里，出现了不少社交软件，以及公共话题中的女性意见。年轻人使用APP交友、约会，发生情感联结，本来是很常见的事。没有社交媒介，他们也会约会、也会产生情感交流。关键的问题在于，广泛的互动生产出了交际的悖论。在文本之外，萨莉·鲁尼令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读者之间形成了情感想象的共同体，但在文本内部，她的叙事模式却是较为封闭的模态结构。换句话说，她写的是这个看似极开放的时代中，极内向的青年人与社交过度的虚拟世界产生的碰撞。这孕育了萨莉·鲁尼小说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基本条件。

萨莉·鲁尼最擅长表现的，是四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如《聊天记录》书写了一个爱尔兰女大学生弗朗西丝的情感故事。她本有同性恋人，后来又结识了女作家梅丽莎和她的丈夫尼克。四人关系暧昧拧巴，年轻的弗朗西丝陷入了与尼克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斗争。弗朗西丝就和被规训得很好的女大学生一样，不够自信、爱好文艺，在参与社会丛林开始生存战斗之前，偏好先走情感的桥梁。换句话说，在她们的时代，其实女性已经有机会可以直接去参与复杂的社会分配活动，直接面对在社会参与过程中人性的复杂，但“弗朗西丝”们还是以符合社会文化期待的方式，先从情感经历中看到了脆弱的自己（“我多么严重地低估了我的脆弱”）和看不清的他人（“他拥有一切力量，而我一无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好的部分，当然是这个四人关系的镜像作用。弗朗西丝的身体经验（痛经），令到她的同性爱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她（“幸好是我在这而不是你男朋友”）。女性读者喜欢的，描述“感受性”的部分，是萨莉·鲁尼写作的强项。她以细腻、体贴的自剖，淡化了婚外恋的不伦，这是自怜的利益，也是年轻女性的困境本身。她对小说结构也比较敏感，十分注意对称性。她也关注社会议题，新作中不乏有大量的“意见”，她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对文坛也有讽刺的看法……《聊天记录》、《正常人》及《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形成了萨莉·鲁尼个人的抽象IP，以至成为了流行现象。她的立场所应该警惕和反抗的内容，恰恰成为了她受欢迎的要素。评论她、关注她、经由她的抽象IP来谈论生活表象，展现了资本时代文学偶像孵化的历程。这件事本身的戏剧性和反讽性，让我在重读《聊天记录》时反而读出了更有意味的东西，例如作者形象的形成、读者形象的形成等等。

我的编辑似乎是看到了我在《四合如意》中有不少作品（《缕缕金》、《四合如意》、《醉太平》、《煞尾》等）写到过手机与情感生活的关系，例如朋友圈分组、远程亲职、异地恋等等，为原本并没有关系的我和萨莉·鲁尼找到了共同点。这同样是一个传播学意义上奇妙的“合并同类项”，迫使我以较为简略的方式来重审互联网时代青年人的社交媒介使用及其进入文学创作的情况。虽然取径“社交媒体时代”只是图书营销的策略，但“社交媒介”和世界青年写作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介”创造的情感类型是以何种样态和价值进入到虚构创作中，确实是我一直以来都感兴趣的话题。巧合的是，《四合如意》成为了我出版的28本书中销量最好的一本，无论我创作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社交媒介”成为了当代世界青年文学的关键词之一，也为“生活作为叙事”，这一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的叙事理论提供了新的生活材质及文学语料。

在媒介叙事理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的《故事的变身》（Avatars of Story）。这本2014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的小书，是作为当代符号学译丛推出的。如今的时代，符号学研究已远不如上世纪那样热门，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青年文学创作的旨趣及流行趋势，尤其是叙事作为一个旅行概念从其文学家园走出、迅速穿越各种学科边界，具有启迪的功能。青年写作是如何渗透及寻找叙事意义上的“公约数”，并在文学虚构之外的各种叙事形态（如社交媒体、直播、电视节目、数字文本等）保持敏锐的媒介意识，成为势头强劲的学科获利者，也是我长期关注的文学课题。瑞安的论述曾经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尤其是在“改编”的向度，一个故事为何可以成为小说、电影、游戏、音乐剧、网剧，我想知道这其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无法变通的东西又是什么。我甚至将“变身（化身、阿凡达）”这个书名，运用至我主编的创意写作论文集《散文的变身》（将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期找到新媒介背景下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未来变化方向。瑞安将“叙事”看做认知结构，各种媒介显现称为故事的变身，指涉的并不是变化的技巧策略。换句话说，“叙事，确切地说是故事，作为一种意义形式是独立于任何符号媒介的，但却又时刻依赖媒介的物质支撑才能够现身。”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萨莉·鲁尼的走红方式，是伴随着作家个人形象、公共意见及及时的影视改编等，其不变的语意内核，呈现为一个虚拟偶像的虚构形态，表现为压抑的、偶然的、不可被理性辨识和主宰的青年情感决策主体。在这一层面上，萨莉·鲁尼有意无意地挣脱了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束缚，运用了应景的全球社交语言，为年轻人构筑了小叙事的乐园，也为“变身”的越界提供了可能性。她借由不同学科叙事包装之下的文学内核，开辟了令当代文艺青年产生共情并耽溺的情感话术：“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不爱他了”（明明很痛苦但就是不承认，明明可以打破僵局但这样做的话就没意思了）。类似语焉不详的情感状态，十分符合当代大多数年轻人能够感知到的“自我”：在极有限的虚拟/现实社会参与中，勉强保有孱弱的主体性。是这个虚构的姿仪和情态，成为了“故事”独立于其承载技术的本质特征。

那么，还有什么新的叙事母题，能够保有故事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而不失其本质特征的语词、言辞或图像呢？我认为是Microhabitat，即隶属于青年精神生活、心灵世界的“小栖息地”、或者说“微生境”故事对于世界青年文化的创造与变型。

《四合如意》 张怡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我们仅将“叙事”作为内容呈现的方式，我们将会很难把握住文学的本职，而落入大量术语的圈套，如身份叙事、疾病叙事、性别叙事、宏大叙事、甚至游戏叙事、纳米叙事……叙事将只为它的学科偏好所服务，最终成为某个视角或类别的阐释工具，为其他学科所需求的观点作证。类似的困境，在“非虚构”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此处暂且不表。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创作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舍弃的边界在哪里？这也是我所密切观察的方向，即世界青年文学写作的核心题材与流行趋势。

2015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一本后来的畅销书《低欲望社会》中指出，日本青年“从三十岁就开始存钱，不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过着无欲无求的低欲望生活”，如果说前些年我们还以为这是日本社会的独特现象，那么最近以来这个词是越来越为整个东亚社会所熟悉和接受，只不过说法各有不同。例如韩国，早在2007年朴全日便写出了《88万世代》，聚焦于月薪八十八万韩元的年轻人和他们苦不堪言的低薪生活。曾几何时备受期待的“88宝宝”（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在大韩民国全盛期出生成长，到经历了九十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智浩抱着“只要认真努力就可以重新站起来，相信梦只要足够恳切就一定能够实现”的信念，却又再次破碎，成为了“88万元世代”（出自2007年韩国经济学者吴熙勋与记者朴权日著作《88万元世代》，指韩国当代年轻人低薪生活的现况）。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加速来临，类似的说法不断升级，逐渐有了“三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生育），不就又发展到了“五抛世代”（加上了放弃人际关系、购房），甚至七抛世代，追加上了抛弃梦想和希望。细心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就从出版社、手机新闻中阅读到日本、韩国在泡沫经济之后为汉语世界制造出的流行书名，不只是“低欲望社会”，还有诸如“下流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困”、“工作漂流”等等。2015-2016年，同样是中国社会尤其是房地产业近年来最后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外部社会的变化，逐渐开始影响到了年轻人对于个人生活和未来生活的预判，以及近些年来年轻人文学消费口味的转向。

有两个例子可以为此作证，一个是韩国作家金英夏、一个是韩国作家金爱烂。

2009年，花城出版社就引进了韩国作家金英夏的长篇小说《猜谜秀》，这部小说名不见经传、甚至在后奥运时代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如今看来，却别有一番天地。《猜谜秀》的故事主人公是孤儿李民洙，他生于1980年，由外婆养大、通过彩色电视看着职业榜球赛长大，对歌星徐太志痴迷，并眼看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小说的前半程，几乎就是韩剧《请回答1988》《请回答1994》的同时代青春故事，可到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主人公命运急转直下，外婆过世后留给他的不是遗产，而是高利贷和高负债，经历失业、失恋后的李民洙无家可归，住到了考试院5平米没有窗户的房间中。他在便利店打夜工，又被人骗，沉迷奖金类知识竞赛，最终浑浑噩噩进入到了神秘的猜谜训练营中，颇有些《鱿鱼游戏》的影子。《猜谜秀》中有许多青年文化的警语，例如主人公称呼便利店老板为“颇”族人：

“高中以前，他们都曾经让父母‘颇’操心，调整心态步入社会，也曾经‘颇’有钱，曾经令女人‘颇’动心。最后，一切烟消云散，如今‘在这里做着这样的工作’”，在长官眼中很不上进的李民洙内心并不糊涂，他对社会有清晰的认知和深刻的提问：“我们这代人是檀君（韩民族始祖，古朝鲜开国之君）以来最有学问、最聪明的一代。我们精通外语，像搭积木式的摆弄尖端电子产品。不是吗？我们几乎都是大学毕业，托福成绩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没有字幕也能看懂好莱坞动作片。每分钟打字可以达到三百个，平均身高也很高，普遍会演奏一两种乐器。对了，你也会弹钢琴吧？阅读量也比我们上一代多得多。我们父母那代人，只要做好其中的一样，不，只要能把其中的一样做得差不多，就可以衣食无忧了。现在呢，我们为什么都赋闲在家？”

由此看来，《猜谜秀》是一部带有“时差感”的作品。在2008年前后，它被看做是中国出版界业已被命名的所谓“青春文学”、“成长小说”来推出，显然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误植。《猜谜秀》如果放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也许会更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时差”背后，便是国别文化与社会学学科对文学的殖民效应，它有时成功，因为它确实代表了一类人，而不是一种艺术家式的自我呈现。它有时也会失败，因为它更看重文学创作并不追求的“时效性”。这种“时效性”的符号传播，在金爱烂作品的译介中体现得更为显著。

早在2012-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曾引进金爱烂的三部作品：《老爸，快跑》、《噙满口水》、《我的忐忑人生》，反响平平。2017-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译介金爱烂的作品《外面是夏天》、《你的夏天还好吗？》，为了营销宣传，还曾邀请她去北京，与青年作家文珍、蒋方舟等进行座谈交流，但反响依然不强烈。金爱烂的作品真正走红破圈，是2022年之后。我曾写过多篇评论谈论金爱烂小说，此处不再赘述。简而言之，金爱烂写作的是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韩国年轻人贫困与无力的城市生活。金爱烂苦心坚守的，是那些没有未来的年轻人心中，由自己营建、自己命名的的“小栖息地”。

“小栖息地”一词，源出2017年的韩国电影《小公女》。《小公女》的英文片名就是Microhabitat。Microhabitat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微生境”，是十分冷门的跨学科词汇。在环境生态学中，“微生境”是一种对特殊微小生物的特殊生态环境。例如寸草不生的荒漠中的一块绿地。荒漠如果是大的生物群系，绿地就是包含于大的生态环境中特殊的、仅适合某种生物生长的微生境。概括来说，“微生境”是指与微生物大小、运动能力和寿命相对应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生境。那么既然有矿物微生境、有机微生境、植物微生境，对艺术创作者来说，也就可能有人类微生境、都市青年女性微生境等等。既然“微生境”是相对于主流大环境而言的个别，那么无论主流环境是“88万世代”，还是“颇族人”，“微生境”都可能不起眼地、个别存在着。在导演和编剧的视角中，那些生活在“微生境”的人，才值得进入艺术生活，成为叙事的符号。金爱烂的小说人物，亦是类似“微生境”的群像，他们在压抑的社会生活中，守护着内心的“小栖息地”，她没有再批判自身的窘境到底是社会的错还是阶级的错，她更在意的是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个别坚守。在金爱烂的代表作《滔滔生活》中，有着和电影《小公女》十分相似的地方，例如破产面店家的女儿，举家带着钢琴搬入半地下的居所。这个居住空间，是不应该出现钢琴的，只该有枯燥无望的生计。房东不让女主人公弹琴，搬家工人对搬运钢琴到半地下也感到很困惑。这样，一架无用的、充满隐喻的、不被允许弹奏的琴，成为了女主人公生活中唯一的“微生境”。电影《小公女》中的女主人公，是年轻的家政员，到处借宿，却保持一个去酒吧喝一杯酒的爱好。她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积蓄、最后连男友没有、朋友都失去，万般窘迫之下，她依然保持着那个不被所有人理解的、不属于她这个阶层的爱好。她有严重的白发问题，可直至住在首尔街边的帐篷里，营养液也不再支付得起，她依然没有放弃那个爱好。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都是不可理喻的、不切实际的，但如果我们从“微生境”、“小栖息地”的视角来看，是这些作品还在提醒我们精神生活的要义、和人之为人存在的本质。他们并不是为了成为“n抛世代”的一员而活着的，而是为了成为她们自己。而这，恰是文学与它出走、游牧至其他学科后最终的目标一致：那就是回归心灵，而不是成为其他学科普遍结论的一个例证。文学意义上的的抵抗，和不屈服的精神力量也正在于此。

图源《小公女》电影截图

以上论述的内容，是我近五年来思索的方向。我曾尝试将之和我的创作结合在一起，并命名为“机器与世情”系列的写作。从2016年的《樱桃青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2022年的《四合如意》、2023年的《哀眠》，这三部短篇小说集中，讨论到了疫情前后，经由“机器”所生发的伦理话题，设计的情节，包括电商直播、弹幕、朋友圈分组、表情包等，是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劳动的表征。这也会引起误会，例如有的读者十分反感在小说中看到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App，误会我在为这些与生活形态密切相关的软件做背书。事实上完全相反，我想问的恰恰是，这些App凭什么规定我们的生活，凭什么规定我们只能有这些选择而不是其他。这些App如此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私人情感，却没有真正帮助我们实现幸福，那么它足以成为小栖息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醉太平》写的是移民社群“手机女友”和“相亲女友”的分别，最终由传统宗族的丧礼将人的基本秩序召唤回来。《缕缕金》写到了年轻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机中完成孝亲义务，最后被医院的医生一语道破机关，“你爸爸说你从来不去看他”。手机联系并不算数。《四合如意》写到了由手机通讯艰难维持的跨国恋情，却丧失了爱情真正立足的身体性。虽说这些故事重点不在讲述“社交软件”本身，但我们的情感生活时而依赖社交软件，时而又对机器的可靠性本能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那些可以不被说破的情感决策，在如今我们被机器规定的生活中，不得不被看不见的力量，逼问出心中的界限。如《冉冉云》中，偶遇失联十多年的前男友终于加上微信后，不知把他分在哪个组，最后分到了“家人”组以方便屏蔽等，技术在重新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时，逼迫我们交出本来没有必要交出的答案，通过残酷的分类分别，来厘清社会关系远近亲疏，有时这种厘清是会照亮创伤的。有些界限本身，就是故事的来源。

当代年轻人对于媒介的理解已更趋精细。许多听起来是科幻小说的质料，已经以现实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实现。社交媒介基于《四合如意》及《哀眠》的创作，只是纷繁的物质符号的表征。虚构的过程，则是编织那些心理意象和意识活动中尚未被照亮的人的欲望、人的复杂以及幽暗的不屈服。我依然对写人有兴趣，在这个写实几乎意味着穷途末路的智能时代，我不得不预先怀念起当下这个不够智能、智能媒介刚开始侵入到日常叙事的写作环境。正如瑞安在《故事的变身》结论章节所提及的未来：“一旦技术复杂到足以让我们将影像感觉影响真实事物，其‘受害者’会对越界接管一无所知。于是，越界将影响真实世界，但我们却浑然不觉。”如今的时代，AI已经可以实现部分创作，甚至仿拟真人进行对话。这种影像的虚构，在技术上仍有不成熟之处，例如我们会看到许多完全不可合理的人造图片。但在不久的将来，AI在跨媒介中可以轻而易举替代需要人书写的文字、需要人拍摄的影片，生成为结论，而不需要过程展示。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思考，谁还需要阅读过程？谁还需要基于编织过程的人生经验？假如新技术最终成为了大的生物群系，围绕着人的意识与被意识活动占据与互动的时间，可能就是智能时代下文学生产的“微生境”。或许我们唯有凭借虚构“过程”的动机，才能相信我们还栖居在一个唯一“真实”存在的世界里。

（本文首发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6期，原标题为：《社交媒介时代的青年叙事观察 ——兼谈<四合如意><哀眠>的创作》，本推送标题为编者后拟。）

《哀眠》 张怡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