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疫灾

     关于这样大面积流行疾病，在人类应是极为常见的情形，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大致就有七百频次左右的记录，最常说的便是“瘟疫”二字。民间还有俗语说，“三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就是说瘟疫的多发与多见的意思。对于疾病的称呼，则有十来种之多，疠疾、疠气、时疫、五疠等等，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瘟疫”一说，而“时行”亦为一种说法，本文所用的标题，即为此说，较为少见，平时亦多不为媒介所提及，我的本意并非要标新立异，只是想着不蹭一种热度而已。

      这些时日居家无事，我心头总会想起曹丕《与吴质书》中的话，这篇文字早年是烂熟于心的，有着深刻的印象。“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他是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发生的那场瘟疫，和他与弟弟曹植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实际上还有王粲，都是在这一年所发的瘟疫中去世了，甚有心地寥落之痛，所以于次年写书与吴质，陈述自己悲伤的心情。实际上不只是他们这些人中因瘟疫死去了好几位，普通老百姓更是情状凄惨，曹植有一篇《说疫气》的短章，便说到当时的情况，“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一般穷困的人家，就只好全家坐等死光光了。事实上，不只在汉代，在封建社会大多数瘟疫发生的时期，因为生活与医疗条件的限制，情况都是如此的惨烈，因而正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说的那样，瘟疫成为社会人口消减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史书上七百次左右有关瘟疫的记录，其实就是千亿万生民死亡的悼书。

       但并不是说，人类面对病毒的侵扰，就只是坐以待毙，几千年的文明史，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亦总结出了许多与瘟疫斗争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生命的无谓的牺牲。很多医学著述中都不乏一些医治的良方，有些亦颇有趣，如《素问》、《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中所记录的一些方法，药浴法、粉身法、服药法、精神调摄法等，大多都很为管用，直至现在临床应用亦较为广泛。葛洪倡导的悬挂佩戴法，就是用绛囊、绢帛、红布等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床帐之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之上，以预防疫病，现在仍然留有深深的印记，端午一般人家门户前悬挂艾草，小孩佩戴香囊，大致都有着这样防疫的意味。明代万表在《万氏济世良方》中还绍介有一种取嚏法，说倘若到过有疫病的人家的话，出来不妨“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出之为佳”，以纸捻撩骚鼻孔，打喷嚏让病毒喷吐出来。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还记录有一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就是用狂犬的脑子涂抹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部位，便能预防狂犬病，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记录。

       不过，面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仅仅使用一些医疗手法是远远不够的，物理隔离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在秦朝时，朝廷便设有疠迁所，专门收治麻风病人。倘若有人发现自己身边有麻风病患者，便须迅速报告官方，官府将病人抓捕后经专家会诊，确诊后即送往疠迁所隔离治疗，以防止其在人群中传染蔓延。西汉王莽时期，长安城中还专门建有一条街坊，用以收治灾民中的传染病患者，隔离医治，防止他们流入社会大规模传染。苏轼执守杭州城时，正好遭遇瘟疫大流行，便迅速建起一座病房，取名“安乐坊”，利用三年时间，医治过上千名患者。这些，应该看作是现代“火神山”、“雷神山”的滥觞了罢。

       古人对于瘟疫流行时序，还有一种说法，“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这大概是对于瘟疫以及节气之间契合程度的规律性总结，倘若以西安疫情为例，两次大规模疫情防控在时间节点上还是比较相契的，也许是值得观察与研判其中的奥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