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科举制度带来了教育和办学的兴旺，培养了一大批“宋儒大家”，也引发了宋儒对儒家经典研究的高峰。借助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士大夫不再安于读书著述，如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李觏（同“勾”读音）等代表人物“不再是为了通过综合历史上的诠释以取得对经典的共识性理解，而是为了通过发掘蕴藏于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探寻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案。” 范仲淹主张“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 正如孔子在《论语》中讲述的一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宋仁宗推动教育的改革，在全国推行办学。“从书院到州县学校到太学，北宋教育对于宋学的推动，还包括促进了宋学时代精神如议论精神、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实用精神等的形成。” 宋学代表人物胡瑗将宋学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传授来解析儒家经典的义理；其二可以由参与讨论者抛出一个问题，根据个人的经验体会来探讨义理问题，第三则是结合当时的时政来自由发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泛化为经世致用的哲学。
仁宗时期的思想异常活跃，宋学者从科举突围，从政之后遇到广开言论，人人都想成为思潮中的主流，各家都盼望自成一体。尽管一个观点被提出来之后很快就被其他人批判，这种自由议论推动了宋代理学思想的进步。陈植鄂形容这种景象为：“中流竞渡，在船上的人，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从岸上看，则是千楫齐举，百舸争流。”
宋学是“权力”和“智慧”阶层的一种理性表达，士人们的百家争鸣既是弘扬传统，也对经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怀疑、甚至批评。按陈植鄂先生的划分宋学的精神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非常值得现世借鉴：
思辨的快乐
范仲淹作《灵乌赋》中提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中具备代表性的人物李觏成果繁盛，著有《礼论》七篇，《富国策》十篇，《强兵策》十篇等，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用人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李觏不仅好议，还好辩论，通过书信和语录的方式与二程、张载讨论问题，后面将展开李觏在“入世”哲学上的成就。
保持怀疑和清醒
一方面是讨论和光复，另一方面士子对于孔孟经典著作的怀疑甚至否定如火如荼，他们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更加锋利的思想主张。孔子曾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逐利益的都非君子。对此李觏极力反对：“利可言乎，人非利不生。”“他反对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人的非利主义，禁欲主张。” 指出只要符合礼的规范，合乎人情、利于人生的“利”当是要正大光明地获取。这仅是一个方面，在礼、义、利等多个方面，四书五经的思想被受到极大挑战。
创新无止境
创新源自怀疑，创造来自颠覆、重组。苏轼评价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简而言之即将传统文化进行自得和创新，王安石后来将孔孟之法编辑成《三经新义》大力推广。李觏则从军事、治国、经济、礼论等方面结合社会实际进行创新，很多观点直至今日依旧具备借鉴意义。
共治时代，通过科举“晋级”的文人阶层急需给自己贴上鲜明的时代标签，锐利的思想符号。五代之后，儒家的沦落，佛与道的混同，弱化了孔孟所制定的秩序，父子君臣师学等关系在共治时代如何重新发挥作用？对“礼”的尊崇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它涵盖仁义智信等为人、为君身正的原则。宋儒们非常清楚，春秋以来的礼法思想在中国社会有极强的根基，只是如何来嫁接培育，让儒家经典焕发新的气象，从而更好地指导当下社会的秩序重建。为此，也就有了科举考试中的“策议”，朝堂上的“台谏”，文人阶层强有力地营造了一套价值体系，治国平天下。
拒绝空谈
宋儒的崛起是对前朝势力的宣战，他们破除贵人阶层、军事集团的垄断地位，提出平等、自由的思想。在财富上要求均田产，富国民；在礼数上侧重于人的真性情。和圣贤提出的礼数、约束不一样，李觏认为《周礼》中的礼“指人性之欲，侧重于人之情实。” 即人们要讲道理理法首先要满足人的内在的情感的需求，其中就包括饮食、衣服、宫室、父子、长幼、君臣、死丧、祭祀、人伦等七情六欲，有情作为前提才有礼的存在。李觏的思想将礼论述为实用化，强调了情欲、情理的现实存在意义。
反省自己
宋儒的内求是对内心精神世界反省和追问。上溯千年，古人经典何为正确，何为糟粕？未来世界何为真理，人与天、心与性何为统一？这又回到了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的观点，内求是对自我修养的不断锻造，这个追求的时间和生命一样长，永无止境。
思想的激荡和碰撞让社会形成了一种“策议”的思潮。一些士子还未中举就已经形成了思想论著，后来成为宋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李觏即是如此。时年23岁，李觏出版《潜书》十五篇。由于他的思想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经济、礼教、教育、军事等，其中包含：
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23岁，著《潜书》十五篇；
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23岁，著《礼论》七篇；
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28岁，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野记》二篇；
仁宗宝元二年（1038年），30岁，著《富国策》《安民策》《强兵策》三十篇；
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35岁，著《庆历名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
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39岁，著《删定易图序论》《礼论后语》；
仁宗黄佑五年（1053年），45岁，著《常语》；
仁宗黄佑六年（1054年），46岁，著《常语后序》
李觏的思想尖锐在率先对释与道进行批判，将千年来核心的土地分配问题提出来；同时他应是“共同富裕”最早的提出者，富国、安民、强军，他的很多观点对现实仍旧有较好的参考意义，笔者从几个方面来展现这位宋学大家的入世理念。
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韩愈提出人性分三等，上等天生为善根，为善；中等善恶混同，在迷离；下等为恶，不学无术的恶愚。李觏非常推崇韩愈的观点，他没有在人之性情的善、恶上做过多的纠结，而强调的是儒家核心之一的“礼学”的教化作用。
他在《礼论》中表述：“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小到饮食器具、宫室起居，大到与人交往、为人处世都应遵循“心术为正，礼仪为先”。“饮食既得，衣服既备……师友既立，宾客既交……而天下大和矣”。 这里提到了“和”天下的状态，“和”的背后是礼，礼的背后则是人心。李觏认为，“礼不是抽象的空谈天地阴阳之理，而是论述人事之实的具体规范。” 也即礼法，在北宋时期，礼具有极高的儒家思想地位，也是指导君子圣贤行为规范的准则。
如果搞定“不确定性”
李觏对《易经》的解读在于强调变化，所谓易就是变易、变化、发生、发展。李觏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二元对立的同时还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变化。只有懂得这种变化的规律，才能够顺应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
但是他也提出很重要的思想：“天道无为，人道有为”，这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批判，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延展。李觏以家庭和国家为例，父子本是相生的，倘若做父亲的只会供养儿子而无家教，那也是会导致家庭的混乱。原本相生的事物会转化了相克，但这相生相克都是由个人来主宰的，“凶吉由人不由天”。
事在人为，在不确定性面前定然不可以坐以待毙，浑噩无知，事物发展到最好的时候或就是往坏一面转化的转折点，反而最惨烈的低谷或就是好的开始，《易》实质是将时空地理的变幻莫测进行了演绎，善恶、好坏、快慢、高低等元素终究是在不断的变换轮回中，而人则一直是处在这个变化的中心。李觏认为，天道依循的是这样的交错变化，而人道则是要在这交错变化中成为主宰者，辩证看待这种二元性，利用好二元之间的转化对运筹事物定有帮助。
又言担当
李觏将“民心所向”放在第一位，攻人先攻心，要求君以民为贵。“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 即应先将民的利益为先，这也和其《富国策》的理念一致，“明君的主要职责是理财富国，养民治政。”
同时为君者需要养谦德，骄纵傲慢、奢侈放纵往往引起下层的怨恨，激发卑贱者对权位的觊觎。“明君的要求是除了在经济上做到无私财之外，在政治上要清政爱民，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务。” 而为君者对于后宫也需要治理，要让她们“皆知礼，德皆正，言皆顺，无冶容，无废功，无奢服，无邪道”，闺门之内皆能做到母仪天下。
教育的初心
李觏被后人誉为“理学开宗”，“先贤名裔”，在教育理念上王安石深受李觏影响，在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提及“振民育德，莫大于教”。
“内圣外王”，宋儒对于自身的要求是向经义处求，李觏认为要达到圣贤先知的水准必先经过教化。而教化的核心在于向善。正民风，造国才，唯有教育能实现。从教育内容来看，李觏强调对人的道德的培养。而在老师的选拔上，以有德和识德作为标准。 “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为师不仅要自身有好的德行，对于分辨学生是否向善还石无德应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教化人的德行比传授知识会更加重要。
李觏只是宋学代表之一，从一个缩影可以看到，宋仁宗时代是儒学思潮复兴的分水岭，自由思想的激荡引发了变革和宋代社会在社会治理和理学、教育等方面的跃进。士与仁宗的共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很多思想精华沿用至今。
